“反右运动”50周年：不应回避的纪念

【按：自1957年5月《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整风反右运动，到今天反右运动过去已是整整50年。虽然在1978年，中共批准发布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为被打成的所谓“右派分子”平反。但对于反右运动的彻底总结与论述，在大陆却一直讳莫如深。然而，民间却不时有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并为右派平反和赔偿的呼声。值此反右运动50周年之际，未尝不是一个良好深刻反思的时机。】

反右运动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号召中共党外人士“鸣放”，鼓励群众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
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各界人士，于是纷纷向中共表达意见和建议，官方报刊和电台也发表了部分批评意见。一时间，中共勇于面对批评的精神令知识分子备受鼓舞和敬佩。给中共提意见的“大鸣大放”进行了一个多月后，一些民主派人士大胆提出反对一党专制等言论，这些建议越过了中共能够容忍的底线。中共开始策划打击给中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宣称“少数的右派分子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这篇社论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拉开了反右的序幕。
6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由毛泽东亲自执笔的社论——《文汇报一个时期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不仅批判当时由民主党派主办的上海《文汇报》和《光明日报》，更宣布要清算参加“大鸣大放”的知识分子，社论提出了著名的“阳谋”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
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标准名目繁多，其中包括：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攻击中共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反对中共领导经济和文化事务；污蔑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等等。简单地说，只要反对中共的政策就是“右派”。
对于“反右运动”的解释，官方新华网的“反右派斗争”条目注解是：反右派斗争是从1957年6月8日起，中国共产党发动并领导的一场全国范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的政治斗争。不过，官方的解释里强调的一点是，“确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而“反右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澄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官方也坦诚总结“反右运动”的错误在于，“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错误方法，不适当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持续近一年时间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党员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等错划为“右派分子”，为数达55万人，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并使党内的“左”倾错误和骄傲情绪明显地发展起来。”
1979年9月，“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到1981年底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官方“右派”言论管制与民间否定“反右”的诉求

事实上，1978年中共为“右派”平反时，活着的“右派分子”仅有10多万人。而曾担任交通部长的章伯钧、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等近百名“右派”至今未被平反。
据官方统计，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1958年的“反右补课”中，中国共抓出55万名“右派分子”。这些“右派分子”依次受到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留用察看、撤职、降职降级等处分，许多人被发配边疆进行“劳动改造”。外界有另外一种说法，称实际上的数字远远不止55万，而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但此说法暂时并不能得到证实。
虽然过去已经50年，但中共官方并未放开对于“反右运动”的言论。按照中宣部的指示，其中提到：“反右题材要淡化，原则上不要说。要坚持‘反右是必要的，但是被严重的扩大化’的宣传口径。与此相关的，是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提法也要慎重。”
这一点反映在出版界尤其明显。2006年，根据这个指示，多部新出版的书籍遭遇查禁的命运，包括章诒和（章伯钧之女）的《伶人往事》。与此书同时遭禁的还有其他七本。此事件一时在坊间引起极大反响，抗议之声是主流。然而，就在官方试图淡化“反右”记忆的同时，民间却不断出现相反的努力。
今年“两会”期间，61名当年被打成“右派”的幸存者联署了《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公开要求平反和赔偿。联署者最年轻的69岁，最年长的已经87岁。公开信说：“1989年以来，有关主管部门却非法管制言论，不准人们谈论反右等错误的政治运动，不准人们进行反思，以求得所谓的稳定。我们不能再用那种使全民族都得健忘症的愚民政策，继续麻痹我们的创造活力了。”公开信提出三点要求：开放言禁、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宪法的错误政治运动、赔偿受害者。
这是三年内民间第二次大规模要求彻底否定“反右运动”的行动。一群反右受害者及家属子女在2005年也发布公开信并征集支持者签名，呼吁中共平反并补偿受害者物质和精神损失。至今已经有1212人联署，包括章诒和在内的海内外120个人和团体签名支持。
少数媒体及言论反思
大陆著名媒体杂志《南风窗》杂志今年3月发表文章说：“在英文中，right（右）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
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改正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室副主任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的杜光则表示，右派在问题改正后20多年才提出索偿要求，是因为权利意识的觉醒需要一个过程。他说，反右运动50周年为中共提供反思历史的大好机会，希望官方民间都能有所行动，采取适当措施，深刻反思导致运动的制度根源。
当年的“头号大右派”章伯钧之女章诒和认为，对于“右派”的本质，是“中国社会第一次以群体性力量，对二十世纪大陆全面复辟封建主义的抗衡”。她说：“因为
我们建立的是共和国，但是搞了7年才发现，封建专制来了。所以它是对于一个以共和国名义进行封建专制复辟的抗衡。这个受害者是个群体性力量。”章诒和表示，目前社会的各种矛盾都是表象，它们真正反映的是背后的官民矛盾。
北京分析人士认为，平反的急迫性在于制止政权合法性的流失。当年反右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早已逝世，现在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其实已经没有了任何政治障碍，更不会引起政治动荡，因为反右运动在人民的心中早已“臭”了。平反右派、给予赔偿，只会重整政府的合法性，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我们也能看到，上世纪50年代，视为中共的黄金时代。由此彻底否定“反右运动”，无疑于彻底否定自己。然而，作为一个日渐崛起的超级大国，更应该具有宽广的胸襟与胆识；况且在目前执政者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下，消除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也是“和谐社会”的要求。按照大陆学者傅国涌的说法，中共的“反右运动”是一道沉重的伤疤，但是，历史告诉我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已发表于某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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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今日: 为正义而战―――幸存者不会沉默

吴薇跟踪报道：反右运动受害者的斗争――― 希望政府能在此事给一个合理的定论。

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中最小的现在已有七十几岁了，但是他们仍在要求平反以及官方的道歉。他们所遭受的痛苦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减。今年春是这个中国最大肃清运动的五十周年，尽管政府一直禁止公众就此事进行讨论， 受害者们仍在努力工作，出版纪念文章，准备上诉要求得到赔偿，废除审查制度。

在这场由毛泽东于1957年发起的反右运动中，至少有55，000人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 学生， 甚至还有一些敢于直言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遭到迫害， 被迫劳动改造，受尽侮辱和折磨，人妻离子散。。。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此时文化大革命最终走到了尽头。后来虽然有95％的打击对象被恢复名誉，但是没有一人得到任何财产的赔偿或是官方道歉。

回首往事，许多当时的右派说他们从未想过要颠覆共产党，他们那时的信仰就是毛和共产党，相信政府能带领中国健康发展。然而这场运动却给他们贴上了“国家，人民， 社会主义建设的敌人”这样的标签，太让人“难以接受”了。

他们希望党能正面历史， 不要再坚持说什么“反右运动是必须的，只是错误扩大化了”。

三月三日， 61位右派联合发表了一份致党中央， 全国人大，及国务院的公开信， 敦促当局正面自己犯下的错误，给予人们对此事的言论自由， 以及受害者经济及道义上的补偿。

接下来组织者们从全世界各地收集右派签名，至本月上旬，已有700人在请愿书上签名。

任重，原北京公安局干部，当时也被打为右派，现在一直忙于协调受害者们的赔偿战役。

他当时赞同著名的改革家章伯钧, 罗隆基等人提出的改革建议，因此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这位73岁的老人在北京郊区的院子里说： “我从未屈服， 也从未说过任何谎。现在我要告诉这个世界，我们这些老受害者们需要社会和政府承认历史的真相，并要求得到真正的道歉―――为党和它的领导人毛泽东犯下的错误。”

但是，正如许多有着相同遭遇的人，任先生很清楚这条道路会是艰难崎岖的。

“我不相信，在今年政府能自发进行道歉，或是全面的平反， 但是不管有没有希望， 我都会去尝试的。”

政府已经清楚表明了此事的宣传政策：不举办任何官方纪念活动，并禁止公众就此事进行讨论。

零容忍政策的迹象早就初露端倪了。去年新闻出版发行总署禁止原新华社记者，右派戴煌的一本描述自己右派生活的著作再版。作者希望藉法律推翻这个指示的愿望以失败告终，北京法院称，它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关于侵犯个人政治权利的案子。

最近的几个月，章诒和引起了许多关注。新闻出版发行总署禁了她的第三本书，只是因为她敏感的身份―――从未被平反的右派，章伯钧的女儿。

因为政府的干涉， 以往纪念反右运动周年的努力都流产了。 举例来说， 1986年， 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刘宾雁, 许良英，方励之开始筹备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但是他们全都被邓小平认定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领导人， 并被开除出党。邓当时是党总书记，也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总指挥。

但是任先生说， 不管这个任务有多么艰巨， 受害者们都必须说出真相，留下历史的记录。

“伤害太深了， 而且它不仅仅是对个人的伤害。实际上， 镇压说真话的人是整个社会的灾难”.”  “ 我们必须做些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愤怒， 向世界揭示历史的真相：我们不是右派， 整个运动是错误的。”

任先生说许多右派在计划更大的活动，一些激进分子甚至计划控告共产党和政府，因为他们发布的错误指令。

铁流， 一个来自于四川的右派， 也在积极收集签名， 他说，他不认为当局会对他们的行动给予一个清楚干脆的回应，但是他想制造出“大动静”来引起关注。

“ 如果我们的公开信这次没有得到回复，我们将控告毛泽东，以及政府的玩忽职守。 在中国，只有大动静才能被政府听到， 并引起公众的注意。

铁流说他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要推翻政府或党的事情，也从未参与57年肃清前任何的政治运动。

“这是一场完全疯狂的， 失去理智的运动，它反对一切说真话的人们， 并不只是知识分子。 这是错误的，我希望这个错误能得到纠正。”他说。大部分受害者倾向于通过更低调的方式纪念周年，如，写文章。 他们说他们的目的想让党和政府变得更好， 并非赔偿。

杜光， 77， 中央党校右派，认为对公众来说，50周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记住过去，理解这场运动的本质和根源。

杜先生说，反右运动是针对民主知识分子和反对毛独裁和封建主义的自由青年的，到现在人们还能感到它的存在。

毛肃清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知识分子阶层那时根本就不存在了。从那时起， 知识界得向统治阶层委曲求全，以至于到现在人们还不敢表达独立的思想。

如果党希望建设一个民主繁荣， 法治而非人治的国家，我们必须纪念反右运动。国家领导人应当以史为鉴，采取措施消除党和国家自50年代以来实施的独裁和极端行政手段。

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些老人希望党将极权主义从现行的政治管理中消除，并实现民主的政治体制， 以此与历史错误划清界限。 这是一条漫漫长路，但是我们现在必须开始了。



第二篇  开端： 毛如何使整个国家陷入灾难

打击右派的起因和过程。

半个世纪前的一个春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了一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针对知识分子及有着自由思想之民众的肃清。这场由毛泽东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发起的，后来被人们称作“反右运动”的大肃清，恐怖统治了公众和知识界，其影响直至现在还在回荡。

毛决定肃清的真正开端和确切时间只有毛自己才能回答。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至少有50万的知识分子， 作家， 记者， 学生，和普通民众， 不论是否党员， 都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并被认定为“阶级， 社会主义， 国家， 和人民的敌人”。

大陆的历史书将该运动的开端定在1957年6月8日，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目击者的传记和回忆录都认为毛在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为此做准备了，因为他的疑心病， 他疑心中国的知识分子反对他。

关于筹划是何时开始的最有根据的猜测落在1956年，那时，国际国内一系列事件集中爆发， 这促使毛精心策划了几个阴谋，诱惑知识分子表达他们的批判。

国外， 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个人崇拜， 东方集团包括匈牙利，起来反抗苏联的统治。这些事件让毛感到了恐慌，他需要采取强硬措施来纠出并清除反动分子。

国内， 集体工农业已经基本完成，毛认为控制思想自由，与有民主倾向的知识分子的时机到了。首先他于1956年5月设下圈套，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下，他邀请知识分子们提议如何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

直到1957年初，百花运动还没有多大势头―――党内官员不愿意听到指责，知识分子们也害怕因为批评政府遭到报复。

因此，为了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毛于1957年2月27日做了一个名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其中他说坦诚发言的知识分子应被认为是忠诚并可信任的。批判的目的是帮助党的完善，而不是破坏党。

几个礼拜之后， 毛邀请八个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来批判共产党，并开始他少有的出行。 他到各个城市打消当地的党和政府官员的疑虑，并鼓励容许不同政见。

有了毛的公开许诺， 八个民主党派成员， 作家， 新闻工作者， 老师，学生， 和共产党员开始批评共产党的统治和政府的政治， 经济，文化政策。 一些人甚至质疑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并建议更民主的选举和政治体制。

不久， 整个形势开始转变。 4月27日， 共产党宣布开始“整风运动”，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党，政府官员和知识界的意识形态。

接下来， 毛于1957年5月15日写了篇“形势开始转变”, 刊登在头版头条。 这篇文章在党内干部中传阅，为酝酿反右运动作准备，它警告“近来民主党派和高校的右派开始蠢蠢欲动，表现得坚决而疯狂。”“右派们试图掀起台风”文章写道。

6月8日， 全中国都被一则人民日报的社论震惊了，社论谴责了所谓的‘右派’的不同政见，而此前一个月的态度还是大为鼓励的。 普遍认为社论是由毛亲手写的。这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文章说道，几个右派在向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进行挑战，甚至公开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他们试图推翻党和工人阶级，推翻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社论说。

共产党发出发出了一条命令“组织力量准备向右派发起反攻”， 由此，反右运动的筹备正式开始了。

毛宣称至少有5％的人口是右派，这个数字就成了这场疯狂运动中一个指标， 用来揭发“藏匿”在政府，工作单位，直至全社会的右派。

批评者被抹去工职， 受尽迫害，被发送到遥远的农村地区进行劳动改造。 他们在社区被孤立，并被剥夺工资和人的尊严。 他们的家人通常遭到歧视，一些夫妻只能通过离婚来逃避迫害。

批评者中最有威望的―――高级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被贴上了‘五大右派’的标签，他们的正式名誉至今还未彻底恢复。这五人分别是章伯钧， 罗隆基，彭文应， 储安平和陈仁炳。

通常的情况是，只要你发表一句批评的言论，右派的标签就落到你的头上了。

一年不到的时间里， 反右运动巩固了毛对党和国家的控制，使他有了更大的权力实现下一个宏伟计划―――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紧接着的是十年的迫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权巩固所付出的代价是五十多万人民难以名状的痛苦，而其中大部分受害者对祖国满怀热情的知识分子。

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场运动的冲击。共产党还是顽固地习惯性把作家，艺术家，和整个知识界当作它的替罪羊。

第三篇  今天： 受害者和幸存者

尽管受了20年的压迫， 经济学家茅于轼没有心存怨恨。

虽然被打成右派给他带来了长达20年的噩梦，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著名自由经济学家茅于轼继续诚实与独立的工作，全心致力于消除贫困。

这些天来， 这位78岁，大陆最有影响力的自学成才的经济学家，能够笑看自己在所谓的50年代反右运动及之后的政治运动了。但是，在那二十年来，他的心时刻都被恐惧紧紧地攥着， 他的家庭，一个名门望族， 突然之间卷入了这个漩涡。 然而， 回首过去，茅教授并未心存怨恨。与这场运动的大部分受害者不同，这位老经济学家开玩笑说， 在他身上， “右派”这个牌子算是放对了。

他解释道， “五十年代早期， 我开始怀疑国家的政治路线，并坚信我1958年提出的（改革）建议是正确的。”

他根本不介意是否能够被平反， 扔掉右派的名头，因为他认为政党没有权力给一个人贴上任何标签，当然也就谈不上除掉这个标签。

1957年，毛泽东主席鼓励知识分子将对政治体制的批判说出来，以帮助共产党改正错误，加快社会主义的进程。茅于轼当时还是中国铁路科学院的铁路工程师，他响应号召，在一次会议上建议应该引进市场经济来解决猪肉和鸡蛋的紧缺。自1954年政府统一管理主要的农业产品以来，大陆面临着严重的食物短缺和经济恶化。

因为这样冒险的观点以及他的学术背景，及他早期的反对一党独裁，茅于轼成了反右运动的主要目标。

人们很快意识到毛主席鼓励积极发表言论的做法是一个险恶的阴谋，是用来压迫和肃清自由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的。当毛说全国5％的人都是右派，党内的干部就把这个数据当成一个指标，来定单位和其他党派中的右派人数， 并开始挑选嫌疑分子。

运动后期，茅于轼被公然抨击。 他说，“ 我稀里糊涂地被贴上了右派的标签， 但让我真正感到遗憾的是，我被禁止进行科学研究。”

他的妻子， 张彦玲，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苏州人，那时刚刚生下他们的儿子，还休息在家，不知道丈夫的命运正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茅于轼不敢告诉妻子真相，只能独自忍受永无休止的批斗会和政治学习带来的侮辱和痛苦。

他被禁止从事科学研究。 后来，尽管是一名有着专业技术的铁路工程师， 他被派到北京东部修铁路。

1959年， 反右运动宣布胜利， 他的右派名号摘下了。

但在那个年代的中国， 一个人一旦被扣上了这顶帽子，他就永远有了污点， 政治上或是在国家机关只能靠边站了。

他经历了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公众对他的批判和侮辱。 60年代早期，他被调到山东省， Teng县，在监视下从事重体力的农活。为了不至于饿死，他搜刮遍了田地，吃任何能吃的东西――― 树皮， 草， 甚至蝗虫。

这样的痛苦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 他的家被抄了，红卫兵掠劫了所有值钱的东西， 连御寒的被子也没留下。 1968年，他又调动了， 这次是到北方的山西省，在那里他在工厂的农场里从事重体力劳动。

1978年茅教授被平反了， 在学院继续他的职务。他说在充满恐惧的20年里， 也因为隔离获益不少。 他能够埋头于数学，经济， 工程书籍， 长期的思考为他后来的经济研究铺平了道路。

接下去的几年他潜心钻研铁路系统的经济问题， 包括成本控制，和定价政策。 1984年他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美国研究所，在那里他专攻微观经济层面的价格调整和资源分配政策。

他在能源政策， 经济改革， 和环境问题领域也有所建树，定期出国访问。

自1993年退休以来，茅教授用自己和朋友的钱，以及公众的基金发起了慈善的小额贷款。作为坚定的市场经济的支持者，他的话常常被大陆的媒体引用。 但是近几年，他由于关于道德， 人权，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坦率言语被禁。2000年，他被列入了作家黑名单，共产党宣传官员禁止再版他的《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五十年后的今天，在这个旧公寓里，茅教授坐在父亲留给他的沙发上。用他那温暖， 柔软的声音说道， 反右运动对整个民族都是一场灾难，为后来进一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 没有反右运动，中国人民也不会遭受接下来的一系列痛苦―――三年自然灾害，大跃进， 和文化大革命， 反右运动之后， 全国人民都害怕说真话，因为这会惹祸上身， 以至到后来， 每个人都在说谎。”茅教授叹气。

“时代已经改变了。 让我高兴的是， 现在即使你被禁了，仍然有空间可以做事情。我的声音还是可以被听见， 我仍然能够做研究，帮助人们， 使这个国家变得更好。”